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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如何看待二月河的小说及“康乾盛世”?丨凤凰网评论

来源:本站 时间:2019-08-13 14:19:49 点击数:263

  其实,评判二月河的历史小说,可以有文学与历史的标准。无论是以文学的标准来考量,还是以历史的标准来参照,二月河的作品都大可商榷。

  二月河本命凌解放,1945年出身军人家庭,21岁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,1978年转业,40岁开始文学创作,历时4年完成长篇历史小说《康熙大帝》,一举成名。其后又先后完成长篇历史小说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等。这些作品不仅先后在香港、推出繁体竖排版,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,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这进一步推动了他的知名度和小说销量。2006年,二月河的版税收入至少1200万元人民币,为该年度中国作家的第二名。此外,他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代表,到今年已经连续履职15年。

 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及据此改编的影视剧,继承了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笔法,以时间为经,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,以“兴废争战之事”为小说核心,融历史、人情、侠义、公案小说于一炉,内容丰富,情节起伏跌宕,在故事中经常影射作者对当下社会不良现象的不满,诸如等等。一些类似人生格言的句子和台词,也颇受读者和观众喜爱。

  作为个体,二月河努力笔耕,以高中毕业的文凭成就著名历史小说作家的身份,这种奋发向上的尽头无疑值得倡导和学习。他为人处世有淳朴的一面,对深恶痛绝,这无疑令人称道。就个人价值实现而言,二月河无疑获得了成功。

  但是,二月河的历史书写一直饱受争议。一方面,部分评论者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功给予好评;另一方面,历史学者们从两个角度对二月河给予了批判:一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中充满了不少史实错误,二是他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塑造为明君形象,不仅价值观错乱,而且严重误导了读者和观众。部分文学评论的赞誉,和历史学者的批评,形成了立场截然不同的两极。

  其实,评判二月河的历史小说,可以有文学与历史的标准。无论是以文学的标准来考量,还是以历史的标准来参照,二月河的作品都大可商榷。

  首先,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,那么,首先必须以文学标准来衡量。如果说,文学即人学,必须以人为标准作为衡量尺度,那么历史小说也适用这一标准。在二月河的小说中,主人公是被作者视为“明君”的帝王。在他笔下,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,他们忧国忧民, 不惧困难,忍辱负重,积劳成疾。在私德方面,他们在自我修身和日常起居都以身作则,令人肃然起敬。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,作者刻意回避了清代建政以来一直普遍存在且从未解决的满汉矛盾,而王朝对民众的压迫和奴役也消失无踪,更不必说这三位帝王的残暴和非人性。历史上最醒目,尽人皆知的民族大,以及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,都被二月河改头换面,其血腥和残酷的一面得到了精心的掩饰。

  其次是历史的标准。作为虚构性质的历史小说,二月河不必为史实错误负责。但是,它必须接受历史基本标准的检验。二月河曾说,自己写的是“落霞系列”,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社会矛盾,和整个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。但是,他的作品并没有对君主统治下的社会体现足够的批判和揭露。二月河曾经批评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把农民起义搞的“高大全”,但是,二月河自己的清帝系列小说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他对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,让读者和观众陷入了另一个误区。以康熙而论,他固然有雄才大略的一面,但他过分维护满洲贵族和经济特权,制造钳制知识分子思想,由禁止传教士导向闭关锁国等,都是其明显的缺陷。毋庸讳言,这三位皇帝都有其精明强干甚至作为最高统治者优秀的一面,但是,他们的罪过也同样明显。此外,在历史学界,人们公认唐代的“贞观之治”为盛世。但是,对于康雍乾三朝为盛世的说法,尚存许多争议。

  作家柏杨先生写过小说,也写过杂文和历史著作,他以两句诗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创作总结:“不为君王唱赞歌,只为苍生说人话”。这样的写作,不仅赢得了大量作者,也让人肃然起敬。与之相比,二月河通过个人奋斗达到成功值得称许,他的勤奋也毋庸置疑,但是,对于他留下的文学作品,读者却需要谨慎的对待。

  二月河在谈到自己的疾病时说,“我承认我不是太阳,我只是一个小星星,没有不落的太阳,也没有不落的星星。”现在,这颗“小星星”真的陨落了,我们很怀念他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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